何平同志的回信是没有那么文采斐然，但是他能够把道理用简明扼要的话给我们讲明白，并且让包括我们在内的青年们听进去，那就是他的本事。”

“是啊，现在又不是比写诗。”李东升附和道。

陈为荣小声嘀咕道：“你们人多你们有理，不就拽个外国人的理论嘛，多少年前的东西了，我来也我行。”

黄鸿升和李东升看着小老弟不服气的样子笑起来，他们三人经常聚在宿舍里一起看书读报，陈为荣这个小老弟总是喜欢剑走偏锋。

不过这样也挺好，要是大家都一样那就没意思了，大家的想法碰撞在一起才能诞生出智慧的火花。

1978年，沉寂了十二年之后的《中国青年》的复刊犹如一次涅槃，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量就突破了两百万份，全中国像汪石、黄鸿升、李东升、陈为荣这样的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年轻人不计其数，包括他们在内的经历过多年运动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无处倾诉。

1980年5月开始的这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成了《中国青年》办刊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潘晓的提问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于是一声惊雷，而何平的回复更是给这段传奇平添了理性和逻辑的光辉。

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创造了当期400万份的惊人销量，而刊载着何平回信的80年6月的这期《中国青年》更是创造了当期450万份的奇迹般的发行量。

在羊城、在沪上、在京城……

在任何一个《中国青年》能够发行的地方，潘晓和何平这两个名字都成了无数年轻人追捧的偶像，潘晓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工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青年。

而那个用一封回信就搅动了时代风云的青年作家何平，也在1980年春天的这场关于人生和理想的大讨论中，悄然登上了时代的舞台，掀开了幕布的一角。